本刊记者：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人生佛教在台湾地区得到了相当的普及，法师曾多次前往台湾实地参访并进行交流，您认为台湾地区的佛教弘扬对国内教界有什么借鉴作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别是什么？　　济群法师：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至今，教界两岸三地的佛弟子们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尤以台湾地区的成就比较突出。他们从慈善到文教，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弘法方式，将佛教深入到千家万户。我曾四次参加台湾佛教界的学术活动，并参观了众多的道场和佛教机构，如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佛光山的佛光卫视等等，的确是大开眼界，深受启发。　　国内从宗教政策恢复以来，也有许多道场开始致力于慈善活动及弘法教育事业，力图改变佛教在人们心目的消极形象，发扬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一味强调入世，对佛教的健康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台湾参访期间，我曾在圆光佛学院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当前佛教发展要处理好“学术与信仰、出世与入世及内修与外弘”三个问题。　　目前，教界办学也在与学术接轨，但过分强调学术，往往会造成信仰的淡化，结果得了学位却丢了果位；而在修行和境界都未能达到相当程度之时就积极地入世，也容易被五欲尘劳所淹没，使菩提心被名利心取而代之；内修与外弘也是同样，一些修行具有相当成就的前辈高僧，尚且会因事务缠身而影响到自身的修行，何况我们现在的人。在“菩提道次第”中，特别强调菩提心要以出离心为基础，这一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经历一定的闻思阶段，没有三学的熏修，相应的僧格和素质还没有培养起来，就急于入世，往往很难正确把握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障。

　　本刊记者：法师曾经戏言：按照现有的发展趋势，所有的文化将只剩下一种，即现代化。且不论这一现象的利弊得失，就当今教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也对佛法弘扬提出了新的课题，古老的佛教是否也应接受现代化的挑战？　　济群法师：佛法的弘扬当然是要走向现代化。佛教是契理契机的，契理就是契合佛法的基本原理，契机就是契合众生的根基及时代的要求。从佛教传播史上来看，历代高僧大德为了使佛法在不同地区和时代得到传播，总是以当时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弘扬佛法，这也正是佛法形成不同体系和宗派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现代化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今天才面临的，在以往的各个时代，历代祖师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古代大德们完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在今天，佛教现代化的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佛弟子的身上。

　　本刊记者：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理念，还要通过许多具体的操作来进行，法师认为，应当如何使佛教的现代化落到实处？　　济群法师：在佛教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立足于契理契机的根本宗旨，还应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但是，我们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呢？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许多误区现象，这些也是传统，但不是优良的传统。有些人对中国宗派佛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以为唯有阿含经典才能真正契合佛法；有些人专弘净土一宗，断章取义地强调其中的部分内容，廉价出售净土法门，甚至只见净土而不见佛法，这种种知见都是因为对传统的片面认识所造成。我们继承传统，是要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这就需要对传统有正确的认识，以此选择我们所应继承和继续发扬的部分，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　　佛教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献的整理。五四运动之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佛经在翻译之时选择了较为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历代高僧的大量论典和注疏，没有一定的佛学基础就很难深入，这就需要以现代的学术规范进行整理，如校勘、注释及白话翻译。通过这些工作，将更有利于佛教典籍的推广普及。　　而在弘法过程中，也要契合时代的思潮，如人生佛教的理念就和当代的人本思想非常契合。尽管古今中外的所有问题无非是由人们的贪、嗔、痴烦恼所构成，但在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应对社会现状予以关注，以佛法的智慧去解决现实人生存在的问题。至于在弘法方式上，科技的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多便利，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及媒体的作用，在采用传统讲座和印赠经书弘扬佛法的同时，通过录音、录像、电台、网络等各种渠道来传播佛法，使更多的人得到佛法的受益。

　　本刊记者：前面您提到要正确处理“学术与信仰”的问题，同时也谈到将对佛教典籍进行学术规范，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来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济群法师：学术只是一种工具和方法，既然是工具，那么，它所能达到的效果就在于我们是如何来运用这一工具。从现有的发展趋势看，今天所提倡的现代化基本就是全盘西化，而我们所说的学术化也是沿用了西方的治学方式，应当说，它的确有自身的长处，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不是就可以一成不变地照搬呢？佛教的现代化工作还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正如民国年间所讨论的中西体用的问题，佛教应以自身的优良传统为根本，在这一前提下，使现代化的工具为我所用。以现代学术规范来研究佛学，对于典籍校勘和文献整理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涉及到佛学思想内容，尤其是修证的层面，学术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如果以学术规范来处理所有的问题，佛教将只剩下属于文化的这一部分，事实上，文化只是佛法传播的载体，而沉溺于学术研究甚至会以丧失信仰为代价。所以，在佛教学术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到学术方法的长处，更要看到它的局限。

　　本刊记者：现代化所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就是社会的整体商业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成为一切的今天，寺院是不是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济群法师：现代化是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为两大支柱，从今天的社会现状来看，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说的话就太大了。寺院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影响和冲击是必然的。但作为寺院或出家僧伽来说，根本职能是不能忘记的。寺院是一个道场，也就是出家人修道的场所，寺院和僧宝的使命是住持佛法，弘扬佛法。明白了寺院的基本职能，自然也就能认识到寺院的过分商业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本刊记者：在宗教政策落实以来，国内各地陆续办起了几十所佛学院，也为教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但目前能够走向社会从事通俗弘法的法师却极为有限，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济群法师：目前佛学院的教育，无论是两年的预科教育，还是四年的本科教育，虽然在课程设置上涉及的面很广，但其弊端在于，对其中任何一门的学习都是浮光掠影式的。学生通过两年或四年的学习，往往只是掌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佛学知识，未能对某个宗派或经论有深入的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佛学院的教学沿用了社会办学的模式，基本局限于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员弘法能力的培养，既没有安排弘法布教的相关课程，实际的锻炼机会就更少。而学生在毕业之后，更难有进一步深造和学习研究的环境，目前国内的三十多所佛学院中，只有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等少数地方招收研究生，能够提供的机会很少。没有扎实的佛学基础，又如何能走向社会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再者，从佛教界的大环境来说，弘法的气候也没有形成。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教界有不少人也在热衷于权利与经济之争，将发展旅游和经忏佛事作为寺院的重点建设，没有将荷担如来家务作为出家人应尽的本份。因此，即使有一些学有所成也有心从事弘法事业的僧才，却没有因缘去成就他们。这种种原因，使得能够走上社会弘法的法师寥寥无几。

　　本刊记者：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法师经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但缘也是可以造就的，在您从事弘法的这么多年以来，除了社会的需要，是不是也包括了主观的努力？　　济群法师：在我自己来说，从出家到上学的那些年，并没有弘法的愿望。上学期间，因为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差，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没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毕业后到了广化寺，教学之余就是读书，过着非常单纯的生活，和社会几乎是隔绝的，也还没有产生弘法的念头。来到厦门之后，有机会接触一些海外的法师，了解到许多港台教界的弘法情况，受到了很大启发。最初的弘法活动是从厦门大学开始的，当时我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因为这一因缘，就和厦大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佛教文化研讨班”，在南普陀圆通讲堂为厦大学生开设佛学讲座。在此同时，南普陀寺也开始举办面向社会民众的通俗弘法，记得当时选择的主题有《正信佛教系列讲座》及《人生佛教系列讲座》。这些活动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于是开始有外地高校及佛教团体请我去讲经讲座，这几年也经常应邀去海外弘法。　　我自己一直是本着随缘弘法的态度，有人请的时候就尽量去，没人请的时候就呆在山上读书教学。人的一生很短暂，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这就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知道做什么对自己是最合适的。有了这个定位后，就努力地去做。当然做事还是要有因缘，这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就是我们的发心、愿望及能力，客观就是外在的环境。所以，我所说的随缘并不排斥主观的努力，当客观条件具备时，就好好地去做；当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就培养主观条件，也就是提高自己的素质，只有这样，在客观条件成熟之时，才有能力去担当。我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出家这些年来，各种机会也很多，但只有弘法才是我真正想要从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