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指出，南北朝时期，大乘佛典盛行，尤以《涅槃经》普遍受到人们重视。关于经中提到的佛教修习要解决的最终目的涅槃问题，梁武帝萧衍解释道：“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异涅槃，涅槃不异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义。”（《广弘明集·发般若经题论义》）就是说，虽然生死属世俗此岸，涅槃属解脱彼岸，但从不二法门来看，涅槃与生死并没有差别，因此，在世俗世界同样可以觉证涅槃，实现对人生烦恼的解脱超越。

　　出于这种认识，从萧衍起，虔诚奉佛的南朝君臣们不但没有否弃世俗现实，而且较之前代文人，对世俗生活似乎有更多的关注。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写了相当多的宫廷闺帏之作。这种被后世称为宫体诗的诗文，在后世受到诸如“隳坠风典”、“雅道沦缺”、“淫丽为文”等诟病。对此，今天的学者本着科学态度，通过认真辨析，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其中尤以从佛经的欲色异相来考察宫体诗这一角度颇具新意。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研究，进一步认为宫体诗的写作与当时所盛行的涅槃学理论极有关联。概言之，以梁代萧衍、萧纲父子为代表的南朝君臣们，由于长期浸染涅槃佛理，以致在对于包括宫廷生活在内的世俗生活方方面面的感受中都难免不带有涅槃学“常、乐、我、净”思想的影响。

　　“常、乐、我、净”被称做“涅槃四德”，是涅槃学核心理论。《大般涅槃经》说：“二乘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无常、乐、我、净故，常、乐、我、净乃得名为大涅槃也。”“常”指永恒,“乐”指无忧,“我”指自由,“净”指清净。经中认为，众生所以浮沉烦恼苦海不得超脱，乃是执无常以为常，执坏苦以为乐，执无我以为我，执不净以为净。而佛与菩萨所证得乃是大常、大乐、大我、大净，即是一种无坏苦、无烦恼的绝对自由超越之境界。受此影响，宫体诗的作者们在写女性题材的诗篇中往往流露出人生翻覆无常的感叹。如吴均《行路难》写原本为娼家的桃根，在不经意间却“一朝奉至尊”，告别了“贫穷夜纺无灯烛”的困境，过上了“丹梁翠柱飞流苏”的奢华生活。而原本得宠的班姬，却突遭冷遇，落得“奉帚供养长信台”的凄凉处境。诗人由此得出结论：“得意失意须臾顷，非君方寸逆所裁。”一切都无法预料，都不能永恒长久。由无常思想出发，诗人们向那些漂亮女性发出警告：不要自恃容貌如花，须知花无百日红，色衰而爱弛，恩爱实难长久。如刘孝威的《妾薄命篇十韵》写道：“名都多丽质，本自恃容姿。荡子行未至，秋胡无定期。……生离谁拊背，溘死讵来迟。王嫱貌本绝，踉跄入毡帷。卢姬嫁日晚，非复少年时。转山犹可遂，乌白望难期。”陈后主那首著名的《玉树后庭花》中唱出的“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更是在沉湎于荒淫侈乐之极时发出的人世人生无常无奈的深重悲叹。

　　萧纲《咏美人观画》诗：“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可怜俱是画，谁能辨伪真。分明净眉眼，一种细腰身。所可持为异，长有好精神。”诗人明确指出，无论是图画中的神女，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美人，尽管眉目娟秀，身姿绰约，但其实都是虚幻不实的。在一般人看来快乐无比的声色享受之中，萧氏却感受到它背后的无常虚幻，因为这毕竟是一种不可长久永驻的“受乐”。在佛教看来，男女双方相爱恋，或者男性对于女性美好的姿容的爱悦，虽然看上去很快乐，但实际上不复长久、不能永恒，终将归于幻灭，因此是无乐。只有放弃对色的迷恋，不以世俗之乐为乐，这才是涅槃解脱的大乐、常乐。

　　“涅槃四德”的“我”之境界正是针对世俗世界的“诸法无我”提出的。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必须依靠各种条件才能形成，因此事物没有实体可言。对于自我无法主宰情事、心愿难遂这一思想，宫体诗中也有大量表现。如刘孝仪的《闺怨诗》：“本无金屋宠，长作玉阶悲。一乖西北离，宁复城南期。永巷愁无歇，应门闭有时。”写女子与爱人本来恩爱，但却长相离别，不得团圆。于是，她陷入了“永巷愁无歇”的相思痛苦折磨中不可解脱。这里表现的正是人的主观无法把握客观，无法主宰自己命运，实现自己愿望的人生痛苦。正如普慧在《南朝佛教与文学》中提到的，在宫体诗中，有着大量对于“守空房”、“掩空扉”、“思空闺”的人生别离、无法把握自身、主宰命运的悲叹。可以说，诗中所集中表现的即是一种与“涅槃四德”之“我”境界相反的“无我”之人生烦恼。

　　当然，生活在相对安乐富足的小朝廷中的南朝君臣们，他们不可能完全拒绝世俗享乐，但是，这些奉佛的诗人们对于女性及男女情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投入，更谈不上痴迷执著。宫体诗表现出来的几乎都只是女性们因为执著爱欲而烦恼痛苦不堪，男作者们自己在这方面其实是很少烦恼与痛苦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后来的唐宋文人李商隐、柳永、晏几道、秦观等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