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学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需要不断地加以充实，其中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印度佛教文化，它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有着巨大而不可磨灭的功绩，最后成为中国文学艺术中一种有力量的内区文学艺术。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都是非常巨大的，其主要在变文，俗讲，小说，诗歌，词汇和成语上。兹分别说明如下：　　(1)变文：表示一种文体的术语。它的来源绝对不可能在本土上的文籍里找到，但在印度的文籍很早便是使用韵文散文组合的文体，最著名的就是马鸣菩萨的《本生鬘论》，曾经原样介绍到中国。当时受印度佛教的陶冶，舍俗出家的僧侣，在讲经时便竭力的模拟这种新的文体，取佛经中的故事，使它变得通俗生动、以诗歌散文组合而成，复以敷陈故事为主，以吸引听众，此中以文溆为最成功。从唐以后，中国许多新的文体，便永远烙印上了这种韵文和散文合组的格局。讲唱“变文”的僧侣们在传播这种新的文体结构上贡献最大。“变文”的韵式、至今尚为宝卷，弹词，鼓词所保存。总之变文是一种供对听众演出的说唱文学底本。演变文时有说、有唱。它的韵式普遍以七言为主，如《维摩诘经变文》：“佛言童子汝须听‘勿为维摩病苦索，四体同临二岸树，双牌无异井中星。心中亿问何曾罢，丈室思吾更不停，斟酌光严能问话，吾今对象遣君行……。”《降魔变文》、《八相变文》等也如此。但是也在七言中夹杂着“三言”的。这“三言”的韵语，使用的时候，大都是两句合在一起的，仍是由“七言”语句变化或节省而来的。如《维摩诘经变文》卷二十中：“智慧圆，福德备，佛皋将我出生死，牟尼这日发慈言，交往毗耶问层士，戴天冠，服宝帔，相好端严法王子，牟尼这日发慈言，交往毗耶问居士……。”后来的宝卷，弹词，鼓词中的三七夹杂使用的韵式，便是从“变文”这个韵式流传演变下来的。又有使用六言的，五言的，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子和韵式。　　在语言上，变文也有其独特性，因为它的作者是佛教僧侣，为了把经中的深奥哲理弘传于民间乡村，所以吸收民间的许多口头语言，这就形成了词汇通俗易懂等优点。　　(2)俗讲，意为导俗讲经或化俗讲经，指的是佛教僧人对世俗人等的通俗化讲经。我们要知道，佛教是以传教为目的，宣传佛教不仅需要经典，还要有传教的方式和方法。在六朝印刷术尚未盛行的时候，一切经典，都靠抄写，所以经典传播，非常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不得不在宣传方法上求改进。俗讲就在此时应运而生。讲唱经文，都经过一定的修改加工成为白话，这样就把佛经敷演成通俗的故事，要求乡村庶民都能懂得，这就是佛经的俗讲、它盛行于唐和五代，有正规的仪式和专用的讲唱底本。俗讲是由正规讲经发展而来的。　　从近年来，我国考古学者发现的敦煌汉文遗书中所见的俗讲底本，大体上可以分为“讲经文”(讲因缘、缘起、)“押座文”和“解座文”(解讲辞)几类。　　较正规的俗讲，由化俗法师(常为专业性的)主讲，都讲陪同读经文。常在“讲院”举行。其讲唱的方式比较固定，都讲啭渎一段自己所持的经文，法师以通俗化的散韵相间的词句讲唱解释这一段经；由法师讲唱向都讲啭渎过渡之处，多由法师以“XXXX唱将来”提示的。如此复畓回环，直到讲完一个段落。　　“因缘”是一种说唱佛经故事，而不是读解经文的底本。文体也为散韵相间，但不读经文，由一位僧人演唱，称为“说因缘”。“说因缘”本有：《悉达太子修道因缘》、《难陀出家缘起》、《欢喜国王缘》等各种底本。　　僧人在俗讲，讲因缘，常先唱一种“押座文”，此为一种唱词，常为七言句子，篇幅不长。 “押座”义为弹压四座，起的作用类似后世的入活、引子、楔子，开场白。　　(3)诗歌：佛教的原始经典，其文难懂，后人或作浅显的诗歌来吟咏。我国早期佛经翻译家一一昙无谶于五世纪译出《佛所行赞》，就是佛教伟大诗人马鸣菩萨的杰作，用韵文叙述佛陀一生的故事，不仅善尽描写记述的技能，而且深入浅出更显出佛典优美诗体。此《佛所行赞》是译者用五言无韵诗体移到我国来，成为一篇长达九千三百句四万六千多字的诗，我国当时未曾有长篇叙事诗，所以风靡六朝文坛。它对六朝时期发生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先生说：“《佛所行赞》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乎人人共读。”又说，“像孔雀东南飞，如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此前却无有。”　　五世纪译出的《佛所行赞》不仅风靡六朝文坛，也成为初唐王梵志、寒山、拾得等长篇白话通俗诗人开路先锋，以及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苏东坡长篇诗歌，未曾不是受了《佛所行赞》的启发而产生的伟大作品。这样为中国文学上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兴起，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4)小说：中国小说的撰写曾受到大乘佛教的《佛所行赞》、《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内杂譬喻经》，《贤愚经》等经典形式文学的直接影响。晋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如干宝《搜神记》、陶潜的《续搜神记》等，都是脱胎于佛教的传说。我们读了古代《山海经》、《穆天子传》和六朝时代的许多志怪小说之后，再去读后来的《西游记》，《封神榜》后，便会恍然若悟地了解佛教文学想象力是多么丰富和超脱！明清的章回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传》等一些我国著名的小说，都受到佛教讲唱文学中的变文，俗讲等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元明清三代的我国文学所以有这样的大发展，是与佛教文学(化)对它的影响是分不开。这些章回小说中的“请听下回分解，，，流传在民间讲唱文学，讲史文学，公案文学体裁，都是从佛教中的变文等文学形式发展而来的。　　(5)散文：就拿白话文来说吧，它的写作方法是取于宋明儒学的人士语录，而宋明儒学的语录是模仿唐代禅师语录而来的。唐代禅师们的语录，则又是取法于佛教的“变文”。另外我国的伟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大量作品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当时永贞元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和柳州刺史。在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佛经，所以这时期所写的作品在其创作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佛经的影响，抄袭和引用了大量佛经中的语音词汇，有的文章是根据佛经中的寓言脱胎转化而再创作的。如在《东海苦》一文中，所说的是两个学佛的人，同出毗卢遮那海，一个人安于现状不用功，最后一事无成，另一个人却和他恰恰相反，不断进取，精进不退地用功，功到自然成，即生佛国净土。又如他的《黔之驴》中的主角驴，见到虎的惊叫声，和后来踢了虎一蹄，这在法炬译的《佛说群牛譬经》中的驴完全相似，从这里可以找出答案。所以应该说柳宗元的《黔之驴》是受《佛说群牛譬经》的影响。由于当时的佛教大师，能独辟蹊径，创白话散文式的语录体，来说明佛教的要义。现从柳宗元《黔之驴》和《佛说群牛譬经》中，就可体会其影响极其深远。　　(6)词汇和成语，我国民间所用的成语，大部分出自文学作品上的警句，它不但有很强的概括力，在此同时也经常反映出生活上的某一面，以作行为道德之准绳。在组成成语的文学警句之中，有不少还是出于佛教经典里的，这些都与佛教的传入和译经有关。由于东汉末年译经事业的兴起，传来了许多外来语，丰富了我国的语言词汇，在我国与佛教有关的成语就达三百条之多，如我们日常所引用的：不二法门、不可思议，百尺竿头、生老病死、事与愿违、泥牛入海、想入非非、燃眉之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种瓜得瓜、瓮中捉鳖、聚沙成塔、当头捧喝、暮鼓晨钟、昙花一现、醍醐灌顶，老僧入定，面壁功深、参学访道、顽石点头、大干世界，清规戒律、闭关自守、盲人摸象等等。以上这些佛教成语，有些出自佛教经典，有些来自佛教仪式，有些是说明僧人用功办道，有些出自佛教故事中。另外有些成语本身就是佛教用语，这些成语开拓了中国人的心智，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同时它又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造词方法。　　综上所说，我们可以明白地知道佛教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我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为中国文化增光不少。此外，佛教在雕塑、绘画、音乐、建筑方面为中国历史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 (另文详述)这里不再一一论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