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到平定“取赎舍利”。至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平定城中官吏、僧徒、读书人和老百姓，举行盛大法事活动，把这些舍利和骨殖迎到寿宁寺，燃灯焚香以供养。当天

中午，寿宁寺正南的天空上，出现五彩祥云。以后，第二天、第三天上午九点以后至下午一点以前，天上都有彩云出现。看到这种特殊天象的人，开始信佛，求佛祖保佑的人接踵而来。知军谭公、监押尚公、邑民张能，多次在夜里做与舍利有关的梦。谭公让撰写碑文记录这件事，并定于当年二月十五日早上七点,在寿宁寺寺西南方向十步以外的地方,建塔安葬佛骨和舍利。　　这段文字，似乎对天宁寺西塔中的舍利和佛骨从发现到安放的过程交代得十分清楚。但细细想来，许多问题使人疑惑不解。西丹回是现在的那个村？焦山位于何处？为什么焦山有那么多舍利？这些舍利来至何方？宋太宗怎么知道此山有舍利？为何让谭延德“任便收葬”？为什么“河朔之人取赎舍利者，道路继踵，不可胜纪”？这些，我们仅从清光绪壬午续修《平定直隶州志》“域地山川”卷中找到一丝答案：“舍利山，在州东南六十里西回村，上有舍利子，形似五谷，色泽光润，有宋治平、明成化碑记”。这段话只告诉了我们西回村有舍利山，山上有舍利子。至于西回村是否就是碑文中所说西丹回、舍利山是否就是焦山，目前尚无有力佐证。只是此名在宋治平元年（1064）立于西回舍利山上的敕赐寿圣之碑中曾出现，故可认定西丹回为现在的西回村，焦山即现在西回村的舍利山。至于其它问题就难以解答了，这也可能永远成为千古之谜。但这毫不影响五万粒舍利的存在价值及其神秘的文化内涵。
　　另一块碑文是这样一段不长的文字：“东头供奉官知平定军事谭延德，建此舍利塔，功未毕而解替，于此塔内葬舍利一千粒。愿帝王万岁，官品升迁。兄美，邕州观察使判代州；侄继俭，右班殿直；男继斌，三班奉职；男继文、男继讷，小男奴儿，女迎姐，并愿公家昌盛，活□（缺）丰肥。序彼贞珉，用明他日。时大宋至道元年岁次乙未四月丁丑朔二十有九日乙巳记。”碑是谭延德一家所立，碑文记述了谭延德在西塔未建成而解替之后，“于此塔内葬

舍利一千粒”，并“愿帝王万岁，官品升迁”。此碑亦可作为西塔安放舍利的一个佐证。　　“舍利子”原称“舍利”，后来才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印度话叫做驮都，也叫设利罗，译成中文叫灵骨、身骨、遗身，是一个人往生经过火葬后留下的结晶体。舍利子跟一般的尸骨完全不同。它的形状千变万化，有圆形、椭圆形，有莲花形，有的成佛或菩萨状。它的颜色有白、黑、绿、红等。其形质有的像珍珠，有的像玛瑙、水晶，有的晶莹透明，光彩照人，就像钻石一般。白色的舍利子是骨骼的，黑色舍利子是头发的，红色的舍利子是肌肉的，也有绿色或五色斑斓的舍利子。佛经上说，舍利子是一个人通过戒、定、慧的修持，加上自己的大愿力所得来的，因而它十分稀有和宝贵。　　天宁寺双塔出土的舍利，其形质完全合于上述特征，且经国家佛教协会、五台山、台湾等地的高僧鉴定，确为真舍利。如此说来，天宁寺西塔出土的五万粒舍利子，在世界上简直是一个奇迹。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对佛教界的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据说，现在全世界共有8万多粒舍利子。中国境内舍利子目前已知的分布有七处：宁波阿育王寺佛舍利、北京西山灵光寺佛牙舍利、苏州虎丘塔内发现迦叶佛舍利、镇江甘露寺铁塔出土释迦佛舍利、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发现释迦佛舍利、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释迦佛指骨舍利、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释迦佛螺髻发舍利。七处当中，甘露寺塔地宫中发现的释迦佛舍利数量最多，据镇江市博物馆报告，总数共有772粒。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印象里，舍利子确为稀罕之物，哪怕是一粒，也觉得十分神圣。而天宁寺西塔一次就发现了五万粒，这反倒使人有“假作真时真亦假”之感。所以，不少人在听到这一消息时，首先是惊诧，接着是怀疑。当他亲眼目睹之后，又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然而，这确是事实，毋庸置疑。　　我们从碑文中了解到，收葬舍利一事发生在宋太宗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此时大宋王朝建立仅35年。这35年中，大宋王朝的历史似乎与平定有一种特殊的约定。平定军、平定县的建立就是这一时期，宋太宗颁诏寻访和收葬舍利也在这一时期。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另有缘由？下面，我们不妨翻开这段历史探一究竟。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定国号为“宋”。之后第四年，他便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当时宋王朝对辽因其强大而只能在边境上采取守势，而南方的割据政权所处大都为物产丰富之地，但军事实力又较为薄弱。因此，赵匡胤便根据这一形势制定了先统一南方，后北上太原削平北汉，进而收复幽云地区的战略部署。从公元963年开始到公元978年，宋王朝先后出兵灭掉了“十国”中的9个割据政权，最后只剩下建都太原的北汉政权。在此期间的公元969年，赵匡胤曾统兵第一次围攻太原，北汉军凭借山河城池之险负隅顽抗。后因辽兵驰援，宋军中又疾病流行，遂无奈班师。公元976年，赵匡胤再命大将党进、潘美第二次出兵合围太原，不料，10月宋太祖死，宋军再次撤兵。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继承其兄统一全国的未竟之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在广阳（今昔阳县广阳村）建平定军。据《平定州志》记载：平定军的来历和命名之由是“宋太祖征河东首下之，置平定军，属镇州（今河北正定）。”我们还从《宋史·地理志》中了解到，平定军设置后不久，宋王朝还在今沁县置威胜军。“平定”和“威胜”等地名都表达了宋王朝平定北汉的必胜决心。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统兵第三次北伐太原，4月进驻汾东行营（今太原市小店区大村），5月北汉主刘继元出降，北汉灭亡。就在这一年，广阳县改名为平定县，属平定军。同时，为了消灭太原的“王气”而迁其民，焚其城，废太原县，改为平晋县，并以榆次县为并州治所。“平定县”和“平晋县”的命名都是为了纪念平定北汉，统一全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平定县设立后，县治也从40公里外的广阳城迁徙到古榆关城，即今平定县城的上城。榆关城地处高丘，形势险要，汉代韩信击赵下井陉口曾驻兵于此，据说韩信筑城并以榆塞门，故名榆关。榆关城周2里348步，南有迎薰门，东有榆关门。平定县治迁此后，又在榆关城侧拓建城池周6里38步，东有拱岱门，西有瞻华门。从此形成了平定县城上下两城相倚的城市格局。　　从太平兴国二年（977）建平定军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将广阳县改名平定县并移治上城，再到至道元年（995）颁诏收葬舍利，共16年时间，正好是宋太宗登基的第二年至其去世的至道三年（997）的前二年。看来，发生在平定境内的这几个重大事件，都与宋太宗有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后面到底又是怎样一种意图，除了前面分析的军事原因外，其他就难以知晓了。是否像有人猜测的，是宋太宗欲祈求于神灵护佑其社稷的平安，或是什么，这恐怕只有宋太宗本人知道了，我们不能妄加臆断。我们只知道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久已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宋代对佛教的大藏经，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综计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凡有五种版本，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点。其中一种为官版。这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71~983）费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称蜀版。所刻数量达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它的印本成为后来中国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宋初皇帝确实是虔诚的佛教徒。此外，我们还了解到1969年河北定县城内发掘了两座宋代塔基。据静志寺塔基地宫内的铭文和墨书题记，可知地宫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净众院地宫有长方形石函，函盖刻“大宋至道元年（995）……葬”，函内有安放舍利的银塔、银棺、银瓶。这和平定天宁寺西塔的建造与舍利的安放恰为同一年，这也算一个佐证吧。不管怎么说，平定作为战略要塞是名副其实的，天宁寺西塔舍利的存在也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厚重而深远的影响必将显现于后世。